【声音】孟登迎 ：志愿者与新青年文化 ——钱理群《论志愿者文化》阅读随感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图书评论 Author 孟登迎
文章来源：公众号“中国图书评论”，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1期
十多年来，作为大学生支农社团和环保社团的义务指导教师（志愿者身份），我目送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志愿者毕业。他们或因疲于应付现实生活的粗暴磨砺，或因自身价值观和意志力的衰变，或因在地化服务平台的匮乏，很多都被迫或主动丧失了志愿服务的热情和行动力。我本人也从青年志愿者逐渐变成了中老年志愿者，不断面临多数普通中年人必然遭遇的各种压力，面对新一波的青年，有时不禁会产生某种莫名的惶惑：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些青年志愿者培养工作，坚持开展的这些志愿服务活动，在校园内外日益强化的各种功利考量当中，到底还有多大的延续空间、现实意义和精神力量？为了给自己的困惑寻找精神和思想支撑，我努力去寻找相关的思想和言论，也多次去走访志愿服务机构和青年志愿者本人。结果发现，与我有共同困惑和共同期待的青年人其实很多，不少人期待有更深入的思想交流和指导，尤其期待看到一些深入探讨中国青年志愿者精神追求和文化建设的思想型著作。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全国正式注册的青年志愿者人数已达六七千万（有的学者推算实际已接近甚至超一亿），各类参差不齐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也已遍地开花，但真正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和现实社会结构去深刻探讨志愿信念、志愿伦理、志愿文化和青年成长的著作还不多见。不过，让人颇感振奋的是，从去年开始，我陆续发现了两本颇具深度和代表性的著作：一本是钱理群老师的《论志愿者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9月出版），一本是温铁军老师指导的乡建青年团队联合撰写的《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东方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
钱理群是最早关注、支持、指导和研究青年志愿者的学者之一，他的这部厚达500多页的《论志愿者文化》是我国思想界少有的一部试图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方面对青年志愿者文化进行全面探讨的著作。书中“历史篇”主要从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下乡实践的历史中寻找思想和实践线索，努力从鲁迅、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卢作孚等思想家或乡建先贤的言行当中梳理那些可以支撑今天青年志愿者信念、幸福观和实践精神的本土思想资源。“理论篇”则讨论青年志愿者面临的消费主义主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困惑，探讨如何协调利己与利他、个人价值与公共理想的关系等问题，强调志愿服务应恪守的三原则（自发性、内发性和行动性），希望青年志愿者能真正了解我们脚下的土地和底层普通民众，完成个人生活方式的合理重建，身体力行地带动整个民族公共生活的进步。“实践篇”广泛探讨青年志愿者运动、乡村建设、农村教育、乡村文化重建、打工子弟教育和平民教育等议题，并着重探讨青年实践的各种具体路径。钱理群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鼓励和提醒青年志愿者要脚踏实地、坚韧平和、多元探索，要能“想大问题”，更能“做小事情”。
这些内容其实延续了钱理群一以贯之的思考：以批判态度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应以“立人”为发展目标，摆脱当下“以物质生活和享受为核心”的竞争型幸福观，建立一种可以让人民“心安”的新幸福观。他认为，新幸福观和新生活方式要处理好五种平衡关系：在解决温饱的前提下，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平衡；在紧张与安闲、进取与散淡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在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寻取某种平衡；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中寻取某种平衡；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取得某种平衡。
正是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思出发，钱理群开启了他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动机、目的和目标等核心问题的独到探索。他以鲁迅思想为资源，认为青年志愿者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深入理解中国的国情，充分认识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努力辨析各种新兴现象当中出现的反复和羼杂，最终努力重建个人的思想独立性和自主性。他把鲁迅的开拓和坚守精神概括为三方面：硬骨头精神（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并尊重他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韧性精神（不会把做好事情看得太容易，要有奋斗几代人的从长计议、锲而不舍、打持久战的精神，要让改造社会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泥土精神（不怕做小事，认真做事，执着于现在的实干精神），希望青年们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将知与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当前青年们可以采用和仿效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真诚地去参与那些面向底层社会的志愿服务，在此行动中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成长。
与《论志愿者文化》不同，《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以下简称《乡建笔记》）的主体内容是三十五位乡建青年志愿者对于自己心路历程和成长过程的追述和反思。这些乡建青年绝大多数是从大学生支农社团当中成长起来的（少数来自打工返乡的青年群体），是我国青年志愿者队伍中相当独特的一支力量。他们在公益机构接受过相对完整的理论培训和实践操练培训，明确提出要以服务农民（以及打工群体）、乡村建设作为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理想，在生态农业、乡村文化重建、城乡互助等方面都有较为扎实的实践探索和思考。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乡建青年当初大都听过钱理群的现场演讲，与他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思想联系。钱理群的《论志愿者文化》可以说首先是写给这些志愿青年看的，而这些青年的《乡建笔记》也可以看作对钱理群和其他指导教师的思想回应。因此，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对照着来读，会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强的呼应性和互动性。
《乡建笔记》的主要撰写人都是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4年成立）推动的“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计划”（项目）十五年来培训过的一批青年志愿者。这些青年都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丰富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各种价值观和利益观当中艰难成长，经受了并不比前几代人轻松的价值选择和思想磨炼。钱理群准确地看到了青年一代的现实处境，凭着自己对青年人精神世界的体察、爱护和理解，试图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史的高度来对这一波青年志愿运动进行思想把握。他认为，在整个20世纪出现过五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分别是五四时代倡导关注农村问题和推动新村运动的思想先驱、30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人士、40年代奔赴延安努力与工农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奔赴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知识分子建设者，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而本世纪初新兴的青年志愿下乡运动（包括在城市周边支教、支农和服务打工群体的活动），可看作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开展的第六次下乡运动和精神寻根运动。这一判断与长年带领和推动大学生开展支农实践的学者刘老石（刘相波）的认识基本吻合。在他们看来，尽管这些自愿下乡支农调研的青年志愿者人数并不算多，但具有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社会建设的理想维度。他们怀抱回报社会、改造自我的满腔热情，低调做人，勤恳做事，为国分忧，为民担责，活跃在支农支教、流动人口服务、乡村建设、抢险救灾、西部开发和生态环保的第一线。在一个几乎人人有意或被迫去逐利的时代，在充斥着物质利益、利己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毕竟出现了一批自觉质疑“主流”成功观和消费主义观念、甘愿为农民无私服务的青年。对于曾经在贵州基层全身心教书18年、一直关爱青年健康成长、呼吁大学生应亲近底层民众以获取精神营养、期待在最高学府与底层民众之间积极搭建思想桥梁的钱理群来说，这些青年无疑是很能激发他的热情和思想活力的对象。他们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人民群众中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也点亮了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群落中某些暗淡的角落。
当然，深受鲁迅精神影响的钱理群对青年志愿者文化的讨论，不会只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必然会进一步指向对志愿者实际处境和实践路径的思考。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重视物质利益和消费的社会氛围当中，乡建志愿青年必然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和信念考验，甚至会陷入孤独痛苦的精神困境。这些青年最初投入公益事业时大多凭借的是青年人特有的理想激情和奉献精神，但由于志愿支农工作只能获得低微甚至不稳定的收入，往往会与他们本人的求学和择业尤其是与家人至亲的期待存在较大的距离，甚至会产生强烈的反差和冲突。
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不断分化的社会现实和精神日益回落的大学校园，已经根本无法满足有志青年的理想需求和实践期待，这些深受“三农问题”刺痛和感召的青年，最终不顾一切阻挠，开启了一项必将在当代历史写下浓重一笔的支农事业。2004年，深受刘老石乡建思想影响的天津科技大学三年级女学生白亚丽（来自河南漯河农村），在家人和朋友的一片质疑声中，毅然休学远赴湖北房县三岔村志愿支农，被誉为“大学生休学支农第一人”。与此同时，在西北政法大学二年级读书的马永红，更是不顾老师和父亲的苦苦劝阻甚至哀求，执意休学，于2005年暑假勇敢返回了自己的出生地（秦岭中的山村），要实打实地推动新乡村重建大业。他从西安带来了自己领导的“西北青年纵队”（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募捐来了大量文具和衣物，帮助乡亲们办起了农民协会和夜校，搞起了饲料和化肥统购统销；他还大胆挑战乡村既有的权力结构，两次竞选村委会主任的岗位，甚至当面怒斥自己的母亲（只因母亲想从他募捐来的衣物中给自家挑选两件衣服）。这些激进的举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两次竞选村委会主任接连失利，父母在村里承受巨大压力，母亲在除夕之夜甚至将他赶出了家门……
钱理群2005年所写的《新一代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一文，专门讨论了马永红遭遇的现实困境。此文直面马永红返乡后所遇到的各种结构性的乡村社会阻力、公益资源匮乏、大学教育失效失责、大学教师失能等问题，从多方面分析了造成理想主义青年困境的复杂根源，并向社会各界发出了从体制层面共同帮助新一代乡村建设青年成长的呼吁。此文今天读来依然动人心魄。令人感佩的是，马永红此后十多年里并未放弃自己的初心和追求，他接受师友们的建议，不断调整和努力，探索出与民政部门、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公益机构有效合作的稳态途径，克服重重困难，依然带动西安多所高校的大批大学生走在了志愿服务的前哨阵地。令人欣慰的是，他与父母达成了谅解，甚至赢得了自己学校年轻辅导员教师的真爱，竟然拉着架子车把这位朴实的大学女教师娶进了农村。如今，他已有了两个小孩和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将顾念“小家”与胸怀“大事”协调了起来。
这些在大学期间参与过创建支农社团、受到过理论培训和志愿文化精神熏陶的青年，接受了“沉潜十年”（钱理群语）和“负重潜行”（温铁军语）的建议，保持了持续的志愿服务追求，不少人在大学毕业参加社会工作之后，还继续寻找或创建志愿服务的新平台（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和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就很有代表性）。除了这批坚持从事支农和乡建的青年志愿者之外，相当多的志愿青年当然最终都不太情愿或被迫离开了自己很乐意奉献的公益岗位，成了其他行业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依然难以割舍志愿情怀，还在关注青年志愿者的成长，想尽办法给新一代的青年志愿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些鲜活的事例都印证了钱理群、温铁军和刘老石关于青年志愿服务必能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论断。刘老石说“青年是用来成长的”，不是来参加各种考试、学分登录和消费选择的，因为“成长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必然充满着选择的艰辛和快乐。在这些老师看来，青年志愿服务最重要的价值，不是青年人能给农民带去多少直接的帮助，而是促使青年人真正去认识国情、热爱工农群众，促成青年人自身的思想成长、文化自觉和使命感自觉，真正意识到自己与社会、国家、民族乃至第三世界、人类和大自然的有机关联，将“小我”与“大我”有机连接起来。刘老石所说的大学生“精神自救”与钱理群所说的“精神寻根”，都看到了志愿服务在青年人的成长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不可替代的熔铸价值观和磨炼意志的作用，而后者必将成为推动青年人潜心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永久精神滋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钱理群虽然看重这群志愿意识明确、志愿志向坚定、对自己有自觉伦理要求的理想主义青年，但他并没有忽视大量的普通青年和普通青年志愿者。很多人都知道他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犀利的批判，但其实他对此提法有相当谨慎的限定，而且一直在提醒我们应该对那些随大溜的青年（甚至那些追逐流行消费时尚和“玩着的”青年）保持多元包容的友善态度。笔者去年暑假有幸与几位青年朋友登门拜访过他，分明可以感觉到他虽然对青年人有理想主义的期待，但同时又对理想主义有高度的警惕。他对青年人言行的多样化相当包容，对代际关系也有辩证的认识，对中国青年一直怀有某种无法抑制的乐观期待（尽管也夹杂着些许悲观）。他很早就认识到，与其不断地指责年青一代的缺点，不如多给年轻人提供促进他们精神发育的文化空间。他还提醒，现在不能再用各种宏大甚至僵化的思政话语去“教导”那些责任感相对淡薄的青年，而要帮助青年人自己通过社会实践去自主思考和选择，自己最终自觉去承担他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钱理群的这些思考，其实深化了志愿者文化的内涵：志愿服务应当是发自真心的、自发的、自愿的和高度自觉的行动；志愿者应当是富于泥土精神、有信仰但不求名利、不夸示于人、不彰显自我的谦逊包容之士；志愿者文化应该帮助青年去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成长道路、所受教育的模式，帮助青年走向民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国情，让他们在实践行动中自己去觉悟去持守。
当今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全球范围的极化发展与各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利益重组已经造就了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危机，这意味着必须转变目前已经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主导性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青年一代也必须在促进生态环保、城乡互助、共同富裕、帮贫扶弱以及营造新价值观和新集体文化氛围等社会建设方面承担更多的新使命，开创新的文化时代。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有自觉意识的志愿者和“新青年”，而所有这些带有公益和志愿色彩的工作，目前尚不能给青年人带来起码的物质回报和生存条件，所以必然是相当艰巨和艰难的事业。青年志愿者需要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关爱和支持，需要各界人士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实际帮助。当然，我们更期待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主动走向祖国广袤的大地和普通民众，恢复自己与大自然的真实联系，热爱劳动，热爱一切劳动者和一切生命，并学会热爱和谐的自我。我们也期待青年人能够自如地出入校园内外、东中西部、城乡之间，能够把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高深学术与民生难题有机勾连，警惕和克服一切莫名的骄傲、急躁、功利、人云亦云、简单站队……谦逊、坚韧、务实地扎根于中国大地，勇敢地探索和互助，同时在生存、生产、生活和生命等多个维度获得真正的成长和力量。大量青年志愿者只要获得了充实而有光辉的成长，定会孕育出一种勇担时代使命的新型青年文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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